来源：翠鸟资本
在中国公募版图上，华商基金一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这家机构诞生过多位明星基金经理，离开后在资管行业继续担任着“扛把子”的角色。
今年以来，这家公募的核心人物再次出现异动，引来市场关注。
华商基金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？
老牌机构
公开资料显示，华商基金成立于2005年12月20日，总部设在北京，今年进入开业第20年。
华商基金官网显示，公司股东分别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五洲协和投资有限公司与济钢集团有限公司。
近日，华商基金公告称，基金经理童立离任，不再管理华商万众创新灵活基金，离任原因是“工作需要”。
据悉，童立于2011年7月加入华商基金，曾任行业研究员、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，曾管理多只混合型、股票型多种基金，现任华商基金研究总监、研究发展部总经理、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等。
童立卸任这只产品之后，他还继续管理其他部分产品。此前，童立参与这只产品的管理长达三年。
无独有偶。
2025年3月中旬，华商基金发布公告，引发市场重大关注：周海栋因个人原因卸任华商新趋势优选等6只基金的基金经理，卸任后不转任华商基金其他工作岗位，且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。
周海栋可谓华商基金的名片，几乎可以说是代言人物，在整个公募圈成为少数的业绩和规模“双升”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，管理规模一度超过350亿元。
这等于华商基金流失了一位“扛把子”。
曾经战胜王亚伟
一提到中国公募早期发展阶段，投资者通常会想到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成为”公募一哥”的代名词。
然而，华商基金在2010年曾诞生了一位基金经理，完美战胜了王亚伟，他就是孙建波。
资料显示，孙建波在2010年末以37.76%的年收益率，获得2010年的中国公募基金业绩冠军，而王亚伟只能屈居第三。那个年份，中国股市并没有指数级的行情，能斩获数十个点收益的机构可谓相当“凶悍”。
这对于华商基金来说，这并非孤例。
那个时代，华商基金有一个“三剑客”组合，即庄涛、梁永强和孙建波，堪称这家公募的投研部门灵魂人物。
其中，庄涛最早离开，2011年就转身去了中信产业基金，之后转身创立了私募机构。孙建波则于2013年离职，加入“奔私”大潮。
梁永强一度做到华商基金的总经理，之后创立了个人系的公募机构。
恰恰就在梁永强“投而优则仕”的阶段，他在华商基金进行了事业部的孵化，其中梁永强本人名下就有一个独立的投资事业部。昔日，这家公募管理的专户产品（有私募性质，为特定的大体量客户管理资金）也通过事业部的形式，从外部招揽了做绝对收益的人才。
上述三位绩优基金经理，见证了华商基金无法留住关键性人才的尴尬往昔。
人才挑战
看到这里，投资者就会有一个疑问：为何华商基金总能诞生绩优基金经理，但这些人最终还是会流失？
这种现象在诸多公募机构均会出现，特别是中小规模的机构，通常涉及内部治理问题丛生，股东结构复杂，各方利益诉求不同，导致决策流程冗长，战略执行受阻。
按当下的网络热词，就是一种“内耗”，最终忽视了基金经理在投研体系搭建、团队传承等方面的长期价值，难以真正留住人才。
华商基金是否陷入了某种程度的“内耗”，限于相关信息，难以从披露信息中得知，但国内外同行的案例值得借鉴。
贝莱德就是一例，构建了如同“数据中枢神经”般的Aladdin系统，早在数年前就实现了投资全流程数字化、标准化。基金经理如同在“智能工厂”中工作，依托平台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，得以将精力聚焦于策略优化与投资决策。
换言之，一家公募团队需要实现平台化赋能模式，让基金经理在融入集体智慧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，进一步实现与公司层面的深度绑定。
华尔街的Point72对冲基金也是一个例证。这家机构以“创业孵化器”模式独树一帜，其创始人打破传统雇佣关系，设立内部孵化基金，鼓励核心投研人员提出创新策略方案。
这种管理模式下，绩优投研人员便可组建独立团队，获得资金支持与资源倾斜。这个模式在华商基金曾经所有实践，甚至国内大型公募机构也尝试过事业部，但近些年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少。
从华商基金的案例延伸开来，一家资管机构需要突破“金钱换忠诚”的狭隘思维，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激励问题。
